中国调低经济增长率著眼持续发展

《资料来源:远东经济评论 安东尼·库恩(Anthony Kuhn)》

纽约中美商务网 提供2004-4-1

今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首次步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与俄罗斯、巴西和泰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但在短暂的自得过后，中国领导人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下一步的形势将非常严峻。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翻了两番，有超过2.2亿人摆脱了贫困，接近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及内地和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扩大到危险的地步。目前，中国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的三倍。官方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半数银行存款来自全国13亿人口中最富裕的5%。

现阶段，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度过了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保证物质用品供应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是重中之重。现在政府已经意识到，不能再单纯追求数量，还需满足质量、公共安全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各种要求。

在本届政府就任的第一年──2003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疾病、社会不公及自然和人为灾害等方面的突发事件频频见诸报端，这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需要重新审视其发展战略，将以前忽视的一些问题也纳入优先发展目标。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樊纲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更痛苦的发展阶段，各种矛盾、冲突时有发生。他说，纠正过去的错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预计，鉴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未来10年内这些差距问题不会得到根本改变。现在中国农村有3亿-4亿富余劳动力，至少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才能充分吸收他们到城市谋生。

中国高层领导人十分清楚新发展阶段潜藏的危险。温家宝在2月21日发表在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上的一篇讲话中说，许多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在类似中国目前这样的发展阶段，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情况是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情况则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冲突导致发展陷入停顿，甚至走向动荡和衰退。

温家宝在中共中央党校(Central Party School)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上讲话时也阐述了他的新观点。他说，对于贫富差距和其他危害社会发展的问题，必须要在它们阻碍经济增长和危及党的领导之前将它们扼杀在摇篮里。

政府的许多政策已经反映了这样的新思路。还有一些政策正在制定当中。而专家们普遍认为，发展目标的这种转变是积极的。匹兹堡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说，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政策导向，它与许多收入不公的大国所采取的步骤很相像。

中国政府新的政策导向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中央政府宣布，将今年的GDP增长目标从2003年的9.1%下调到7%。去年是中国自1997年以来GDP增幅最高的一年。而据官方媒体报导，一些省级政府下调GDP的幅度更大，比如华南地区的广东省就下调了4.6个百分点，调至9%。

经济学家近年来一直警告说，中国的GDP数字被夸大了。而国务院副总理曾庆红在中央党校培训班上提到，中国领导人现在也承认，将GDP增幅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目标的确有“不容忽视的缺陷”。将来，官方的GDP数字甚至有可能被人为地拉低。下调GDP增长预期也表明，政府承认目前的增长水平难以持续，而且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并导致能源、交通、原材料等供应短缺。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3月8日曾向记者透露，虽然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在全球增长总量中仅占4%，但中国消耗的水泥、钢材和煤炭分别占全球总消耗量的40%、27%和31%。他说，中国仍保持著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增长模式。但马凯补充说，尽管如此，中国仍会力争在2020前将经济规模再翻两番。

根据中国的新战略，中国希望在继续吸引外资的同时，也能注意在内部增长和对外开放之间保持平衡，温家宝在中央党校讲话时也提到了这一点。这一立场较以往强调沿海地区吸引外资、以出口推动增长的政策已有所转变。这种转变将解决中国经济领域的一个不正常现象：一方面，中国欢迎外国资本投资航空、制药等领域，但与此同时，中国又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这些行业。这种做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相抵触。

实行新战略是为了迎接外资渐行渐远，中国由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的那一天。温家宝向高层官员表示，必须将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提升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基本尚未开拓的广大中国农村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多数耐用消费品的城市市场已经饱和，而许多农村地区仍然面临收入匮乏、基本公共设施（公路、水和电）落后等问题，导致这些地区消费疲软。

3月5日，温家宝承诺逐步削减农业税税率，每年削减1%，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几个世纪以来，这项税收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上交“皇粮”义不容辞的观念深深根植于中国农民的心中。但是，随著农业占农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少，而农村工业和外出打工收入的比重逐渐增大，征收农业税所付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远远超过了所获利益的影响。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资料显示，农业人口仍占中国人口的一半，但对GDP的贡献只有14%，低于1982年的33%。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Agriculture Ministry's Rur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姚监复表示，据他所知，中国是最后一个还在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他表示，下一步是对城乡居民实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率。

另一个变化是，据政府媒体报导，全国11个省份今年计划对乡镇政府进行整合。这将会使地方官员人数减少，从而使当地财政负担有所减轻。

要保证这一新战略稳操胜券，许多方面都需要沿著正确轨道运行。赤字负担沉重的政府必须为新的经济侧重点寻求融资渠道。几十年来，中国政府都是吸收农村资源来扶持城市发展。而要想在不惹恼城市居民的情况下掉头来扶持农村发展，这并非易事。

还有政治权利的问题。农民要终结二等公民的地位，必须获得和城里人相同的政治权利，特别是组织起来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利。这似乎是超出了本届政府想要达到的目标。但是，在今后几十年中，以后的领导层也许会想要承认，或是不得不承认这些权利。

在政府换届期间，去年固定资产投资攀升27%，这种情况绝非巧合。GDP增速，而非群众认可，依然是目前衡量官员政绩的一个主要指标，因此这种眩目增幅的背后常常是政治根源。匹兹堡的罗斯基说，他相信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以政府官员拥有监督控制权的统计数字来评估他们的政绩是一个坏主意。

一些省份的地方政府打算调整公务员工作的考评基准。例如，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Development and Refor commission)主任翁蔚祥表示，四川省省将于今年推行新标准，将环境保护、就业、城乡人均收入等因素综合在一起进行考量。他补充说，四川还计划实行新的GDP统计方法，将环境退化成本从中扣除。

翁蔚祥向《远东经济评论》(REVIEW)表示，坦率地说，实际操作起来可能会比较困难，或许还会遇到阻力。因为，以GDP增长作为成功准则的观念已经牢牢地扎根在官员们的脑海中。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能够通过加速经济增长来解决。增幅上去了，他们就会升职。

政府机构已经开始叫停一些官员为盲目追求GDP增长和升迁所兴建的毫无意义的项目，包括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各地政府藉此征用农田来建造别墅、高尔夫球场和度假村，导致农民丧失了赖以生计的土地。去年11月份国土资源部(Ministry of Land Resources)的一份报告显示，各地政府已经将开发区数量由5,658个削减到3,612个，并冻结了新开发区的审批。

随著市场经济初见规模，政府能够重新致力于提供基础服务，而将经济中更多方面交由市场力量决定。温家宝在向人大代表发表讲话时称，中国将把拨给基建项目的国债规模削减25%。

政府资金更应该用于修缮农村校舍、支付农村教师的工资以及失业人员再培训等方面。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大力普及乡村赤脚医生和扫盲运动，为改革时代的初步成功奠定了基础。但是此后，教育和医疗保健事业渐被忽视。中国必须重建这些体系，以迎接新发展阶段的来临。